#头条创作挑战赛#

说起崇祯，史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明朝亡国，到底怪不怪崇祯？

主流观点大致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明朝灭亡不怪崇祯，修仙炼丹的嘉靖、消极怠工的万历、爱做木匠的天启，已经把明朝彻底玩坏了，再加上刚好赶上地球小冰期，年年天灾大旱，换谁上来都得亡国。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当然要怪崇祯，他作为一个勤政的皇帝，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还不如原地杵。他完完全全是帮倒忙、开倒车，救火不得法，越救火越大。要是换个温和点的皇帝，明朝兴许还能延续一段时间。

这两种观点到底谁对谁错？我们还得从史实开始讲起。

崇祯接手的烂摊子，究竟有多烂？

23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由于滥嗑药，溘然长逝；16岁的弟弟朱由检，突然就被拉过来即位了。

按理说，在家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拉过去当皇帝，这听起来简直是比中彩票几率还低的美事。但朱由检面对的这份皇帝offer，却没那么好接。因为当时的大明朝，里里外外千疮百孔，没有一个零件是完好的。

为啥说是里里外外？咱们可以由外而内，一层层剥开来看。

首先，整个大明朝最外部的疾患，就是辽东的女真，或者说是后金问题。其次，地方各处频繁受灾，百姓日常造反。

这两个外部问题，想要解决，要么用钱、要么用兵。但总而言之，都要用钱。

然而，这就涉及明朝“里子”的首要病症：没钱。

熟知明史的小伙伴可能想说：不应该啊，万历不是特别能搜刮银子吗？当时内帑充实，可以说是富得流油，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没钱了呢？是不是崇祯给藏起来了，然后哭穷？

非要这么说，那可是有点冤枉崇祯了，在王士德所著的《崇祯遗录》中，有这么一句：“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搜括无余，兵兴以来，帑藏空虚。”

也就是说，天启皇帝在位七年，就把万历一朝四十多年的积蓄都花出去了，自从各地开始打仗，内帑的存银就没剩多少了。

根据《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我们能够看到，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七年，十年间内帑就掏出去了26,453,312两，平均每年都是260多万两。

那内帑每年正常收入大约是多少呢？100多万两。就这么“赤字”十年，金山银山恐怕也得给搬空了。

可能又有人想说，内帑是内帑，这是皇帝的私库，原本也不应该承担国家财政支出。没错，那大明朝的正经财政收入呢？别痴心妄想了。

国库的钱要是够花，还讨论什么内帑？

所以说，明朝末年，朝廷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缺钱。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平头老百姓，日常缺钱可以理解。但堂堂一朝廷，富有四海，怎么会缺钱呢？

这就要说到朝廷和百姓之间的“中间商”——官员、大地主们了。

无论是国库还是内帑，总不能让皇帝亲自去收钱，而是要派一批人下去帮忙收。结果，最后的情形就变成了，老百姓交了不少，皇帝没拿到多少，差价都被中间商赚走了。

而这也正是大明朝“里子”的第二个大病：吏治腐败、党争盛行。

面对着内忧×2+外患×2的现状，年仅16岁，且没有经历过预备役皇帝培训的崇祯，他有本事解决吗？

他没有。

但offer已经怼到门口了，他只能硬着头皮上。

一生拆东补西，一生疲于奔命

崇祯他哥是个木匠，而崇祯，则当了一辈子“瓦匠”。他这一生主要的工作，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而这众多的拆拆补补，主要就集中在两个方面：钱和兵。

来源自网络，侵删

比较著名的一次，就是崇祯二年，裁撤驿站。崇祯皇帝一开始决定裁撤驿站，是因为听大臣说，裁驿站能省几十万两银子。据崇祯四年二月刘懋的《驿递裁扣事竣疏》所列，裁撤驿站节约下来的银子，共计685720两。

当然，搞钱不能光节流，还得开源。崇祯开的这个源，叫做“加征三饷”。

三饷，指的是辽饷、剿饷、练饷。

辽饷由来已久，指保卫辽东所需要的饷银。万历、天启年间都曾经加征过，崇祯四年，又加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剿饷，顾名思义，就是剿灭流贼要用的军饷。这项加征是崇祯十年才开始的。

至于练饷，仍旧可以顾名思义，就是训练新兵要用的军饷。这时候已经是崇祯十二年，明朝内忧外患，死伤将士众多，需要操练新兵，也就需要征新饷。

这么折腾，到底多收上来了多少钱呢？崇祯四年，加征辽饷一千多万两；崇祯十年，加征剿饷二百八十多万两；崇祯十二年，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简单相加一下，就是2000多万两。

明朝一年正常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在中兴的张居正改革时期，大约300多万两。也就是说，到了崇祯十二年，加征的赋税，已经是兴盛期正常赋税的6倍还多了。

要知道，崇祯朝可是天灾不断。光是想一想，也知道老百姓要活不下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剿饷的征收，原本要采取“因粮”的方式，即根据原本纳粮的数目，区别对待，田地越多，加派越多。这样可以多动富人的蛋糕，少抢穷人的馒头。

然而，崇祯最后却没有采取这种办法。他采纳了“均输”法，也就是说，你原来需要交多少，统统不管，统统要多交。这样一来，虽然收上来的钱，总数是比“因粮”要多，但同时却让许多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除了钱之外，还有军事上的拆东补西。因为内忧外患齐发，能打的将领和军队却没有多少，崇祯就只好来回地调派这么一批人。

而且这么搞，最大的问题就是，拆来补去的过程当中，有损耗。好用的大将相继战死，军队也常有消耗。否则为什么要征“练饷”呢？

税越征越多，穷人活不下去了怎么办？也去当流贼吧！于是，这剿饷收上来了，需要剿灭的流贼却也是越来越多，交税的老百姓又越来越少。

此消彼长之下，大明哪还有活路？

提到崇祯的这一系列举措，很多人都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剜肉补疮”。

而崇祯之所以一直在这么做，其实暴露了他本人的一些性格弱点——解决问题流于表面，打不开“大局观”。

比如在面临缺钱问题的时候，崇祯想的就是“怎么搞钱”，只要能开源节流，他都愿意去做。然而，他通常都想不到下一步——这么做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裁撤了驿站，的确能省下来一大笔开销。但那些钱养起来的人，他们没有了这笔钱，他们要怎么办？他想不到。

加征了三饷，军队能继续运作了，但被收走了钱的老百姓要怎么活？他还是想不到。

调走了剿贼的将领，贼寇获得喘息，日后卷土重来怎么办？崇祯表示：顾不了这么多了，再不把他们调过来，京城就要被后金军包围了！

总之，身为一位皇帝，崇祯没能站上“金字塔尖”看问题，而是在广阔的塔底疲于奔命，一直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让他多往后想一步，多往下看一眼，仿佛都是难事。

而这个性格特点，也直接导致了崇祯的另一个问题——当了十几年皇帝，一个忠臣也没交下。

一朝换了51个阁臣，是因为崇祯多疑吗？

说到崇祯和臣子的关系，大家的反应都是：关系不咋地，崇祯太多疑了。的确，如果不是一个多疑的人，他不会在短短十几年里，换了51个阁臣、19个首辅、14个兵部尚书。

就这个频率，在中国上下五千年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但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来看待历史问题。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论述过：几乎每一位皇帝都是多疑的。再加上崇祯当时所在的险恶环境，他的多疑不可避免。

明朝末年，党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群臣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但凡不是自己人，立马就是一群人上奏折、骂群架。

咱可以试着换位思考：有一个人，你原本觉得他不错，值得信赖，但整天都有几十人轮番跑你面前来说他坏话，还掺杂点真真假假的证据，你还能保持对这个人的信任吗？

别说几十人了，即使只有一个人，只要他翻来覆去地说，我们都很难不动摇。更别说崇祯这个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小孩子了。所以，他表现得很多疑，也没什么奇怪的。

但话说回来，怀疑归怀疑，一怀疑就换人，还是略显冲动。而这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崇祯的那个性格特点——解决问题流于表面，缺乏大局观。

换句话说，在崇祯决定换人，或是直接杀人的时候，他完全没想过，自己这样做，大臣们心中会怎么想？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网上有这么一句话，用来形容崇祯用人，很是形象：“奉旨行事，死无全尸；驰援北京，千刀万剐；拥兵自重，加官进爵；阳奉阴违，赐金赏银。”

“奉旨行事，死无全尸”，说的是陈新甲。当时崇祯想跟皇太极议和，朝中大臣大多不肯，觉得这样做很没骨气。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陈新甲，愿意帮他主持议和。

可在事情“败露”之后，面对群臣反对，崇祯立即就“反了水”，说这全是陈新甲的主意，跟他没关系，还把陈新甲杀了。你这么一搞，以后谁还会跟你站在一边？

“驰援北京，千刀万剐”，这说的就是袁崇焕了。当时袁崇焕从辽东一路马不停蹄回到京师，杀退了后金军，结果却因为崇祯的猜忌，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

当皇帝的这么干，以后京城再告急，武将是驰援，还是不驰援？

“拥兵自重，加官进爵”，讲的自然是左良玉。左良玉的官爵，基本上都是打流贼（张献忠）得来的。他本人也深知“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所以每次都给张献忠留一口气儿。

然而，即便是这样，崇祯却还是顾着“用人之际”，一再放纵左良玉，还下诏给他加官进爵，让他戴罪立功。换成谁是明末武将，看到这么一出，不都得学学左大将军这一手吗？

“阳奉阴违，赐金赏银”，这种事儿就更多了。每次流贼诈降，崇祯都没少往里面搭钱。这帮人降而复叛、叛而复降时，崇祯始终都容着他们。

也就是遇上了他这种皇帝，才能造就张献忠投降十几次的壮举。换了别人，第二回恐怕就要把张献忠砍了。

咱们就算不把崇祯当成皇帝，只当成一个普通的领导，他一味地奖懒罚勤、惩忠赏奸，谁还会对他忠心呢？

虽说，那些赚差价的“中间商”大臣的确没有几个好人，但最终崇祯临死时闹了个孤家寡人，确实也有他自己的一份责任。

勤俭、诛奸、殉国，他看上去像个好皇帝

话说回来，即便崇祯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的风评却一直不错。

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的私德非常好。

作为皇帝，崇祯十分勤政。史书有载，他“鸡鸣而起，夜分不寐”，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二十多岁就满头白发。甚至有一次陪太妃聊天，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此外，他不好色、不贪图享乐，身上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不摆宴席，也不看歌舞。这一点在《崇祯遗录》中有载：“自神宗以来，膳羞日费万余金；上命尽减，但存百分之一。旧制冠袍靴履日一易，上命月一易。”

除此之外，他一登上皇位，就除掉了大奸宦魏忠贤，看得出他是个是非分明的好人；对于朱元璋留下的成法，即便现实再难，他也不敢更改，算是个孝顺孩子；最终，闯王破京，他自缢煤山，以身殉国，是个有气节的君王。

可以说，崇祯他勤政、节俭、无不良嗜好，有意愿也有能力诛杀奸臣，作为子女他孝顺，作为君王有气节。

这一切仿佛都是明君的样子。

然而，为什么他这么努力地做明君，却还是亡国了呢？有人说是因为明朝早就没救了，只是他运气不好。毕竟，他都以身殉国了，我们怎么还能质疑他呢？他的私德如此完美，我们怎么还能苛责他呢？

可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来看待问题。

他勤政节俭，忙的却是“剜肉补疮”。

他诛杀魏忠贤，但却让东林党失去了制衡，从此朝野党争更甚，朝臣更加不受控制。

他孝顺祖宗，不改成法，却也因此而断绝了从根本上拯救大明的道路。

他以身殉国，保全了自己的名声，却直接导致了南明的正统之争，导致南明速亡。

没错，我们总说“死者为大”，仿佛人都死了，就不能再说什么了。但有明一代，有多少大臣用死谏来换一个“名垂青史”？他们的进谏，就全是正确的吗？当然不是。

那么崇祯呢？他的死，与这些大臣的死，差不多。他知道不论自己做过什么、做错过什么，只要一死，就不用再管这副烂摊子，还能名垂青史，落下“君王死社稷”的美名。

连李自成都曾经对崇祯的儿子朱慈烺说：“你父亲并不是坏人。”

顺治更是到他坟前大哭，钦佩地喊他一声“大哥”。

可以说，他的死真真是一种解脱、一种成全。

这一死，他就得到了自己一生最想要的东西——明君之名。

朱由检星座档案——水瓶

他是个自我要求很严格的人，勤奋、努力，很希望能把眼前的每一件事做好。

他是个很理性的人，常常对事不对人——不管你是谁，出事就得换。

如果他专注在某一件事上，或许能成为一个精专型的专家。

如果他继续做富贵闲王，兴许还是个公正的一府之主。

但很不幸，他刚好做了皇帝，而且还是末代皇帝。

过分理性，让他缺少了几分人情味，从而赢不下大臣的忠心。

太过专注眼前事，让他忘记了打开宏观视角，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循规蹈矩、善守成法、爱惜名节，都让他困在了乱局之中，无法破局而出。

但同时，这也成全了他的明君之名。

这就是崇祯朱由检，1611年2月6日生人，水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