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母猪下崽也办酒席太疯狂如何才能摆脱攀比之风、走出囚徒困境?

近日,我与大舅电话闲聊,得知兔年春节他整整胖了15斤,原因竟然是他在湖北农村老家天天赴宴吃酒。作为南方某市交通系统的退休领导,他是乡亲们眼里“在外面混得有头有脸的人”,当乡邻办宴的时候,他自然被竞相邀请。熟人社会五件事置办宴席的原初功能是强化亲友联系,以家庭成员生命周期中的重大事件为由头,邀请亲朋齐聚,庆贺一下。我记忆里的重大事件大体包括五件:小孩满一岁,年轻人结婚,家里起了新房子,70

近日,我与大舅电话闲聊,得知兔年春节他整整胖了15斤,原因竟然是他在湖北农村老家天天赴宴吃酒。作为南方某市交通系统的退休领导,他是乡亲们眼里“在外面混得有头有脸的人”,当乡邻办宴的时候,他自然被竞相邀请。

熟人社会五件事

置办宴席的原初功能是强化亲友联系,以家庭成员生命周期中的重大事件为由头,邀请亲朋齐聚,庆贺一下。我记忆里的重大事件大体包括五件:小孩满一岁,年轻人结婚,家里起了新房子,70、80岁等老人逢十办寿,乃至去世。

那时候的宴席非常隆重,某家办酒席,经常是全村人一齐帮忙,有的杀猪,有的搬桌子,有的买菜,有的做菜,有的传菜,有的洗碗。我记忆犹新,当年宴席期间使用的桌子、椅子、碗、钵、筷、锅、勺、蒸笼等厨具或器皿都是各家各户带过来,每家每户的厨具或器皿都标注有各自主人的名字,以免事后混淆不易区分。

换言之,宴席的单体家庭属性相对淡化,整条村庄的村民都卷入其中,某家有事,大家一起操办,一起出人与出力。乡邻间的互助精神强化了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很大程度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囊括直系亲属,还包括同村或邻村村民。上述互助精神还被广泛扩充到乡村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家儿子结婚,全村人过去帮忙;我家盖房子,全村人过来帮忙;他家收割稻谷,全村人过去帮忙。

囿于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当时的礼金普遍微薄,以3-5块居多。整体上,主人不会太在意礼金,过来搭把手、帮个忙,是更重要的事。换言之,你可以不随礼,但不去帮忙就显得很不懂事。我记得那是1998年,我父亲在武汉打工,村里的涛叔建房子,父亲特意请假回家帮忙,收入损失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回家“还礼”,因为两年前,我家翻新房子的时候,涛叔过来帮了忙。

办宴席陷入囚徒困境与攀比

时过境迁,现在的办酒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宴席多了很多,置办宴席的由头层出不穷,小孩满月,孩子考大学,在外买新房,买(或换)新车,子女参军,任何人过任何生日,不论是年轻人30、40、50,还是老人60、61、62。媒体还报道过更夸张的,在贵州某些农村地区,连母猪下崽也能成为办酒席的由头。

在我老家这边,宴席的时间在春节扎堆,因为春节期间,大家都回来了,更精准的表达是“宴席时间被不约而同地提前到春节期间”。换言之,即使某位长者的真实生辰在农历九月,但那时候村里没有什么人,他(她)的儿子(或女儿)会把庆生时间提前到人多的正月。

频繁办宴固然会加深乡邻与亲友情感,赴宴在乡土熟人社会背景下经常成为必选项,人家办宴你不去,就等于“不给人家面子”“不讲理”,这种舆论一旦被传开,会很大程度上损害当事人声誉。囿于亲戚、发小、朋友、同学、同事、领导等关系,必须硬着头皮去赴宴。

但于宾客而言,频繁赴宴会加剧那些经济状况相对窘迫家庭的负担,很多人会心疼口袋里似流水般哗哗流出去的银子。在很多乡村地区,送礼占据村民日常支出中的最大比例,给广大农民带来巨大经济负担。

于主人而言,办宴是一个劳神又费力的苦差事,以我家为例,由于我和我弟一年到头都在外面,对办宴这种事比较生疏,自然落在我父亲头上。办宴过程中的各环节与细节,父亲都得仔细思量,考虑周全:请谁,不请谁,挨个联络受邀者;与流动宴席老板商量菜谱,荤素如何搭配;用什么回礼,以一场10桌的宴席计,至少得购买15瓶白酒和20条香烟,万一买到了假酒或假烟,怎么办;有客人喝多了,打牌的停不下来,得考虑客人留宿,他们睡哪里,家里备用的床单、被褥、枕头、拖鞋、毛巾、牙膏牙刷等什物够不够;当天晚餐吃什么,第二天的早餐吃什么;菜品是否合客人的胃口,担心客人来家里过得不开心,各种服务做得是否周到与体贴,等等,这种事情基本上都需要我父亲操持或操心。

可见,办宴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大家一边抱怨,一边赛着办。

为了解决频繁随礼过程中的资金赤字问题,不少人的态度与立场是你办他办我也办,试图通过办宴来赎回之前送出去的礼金,但想通过办宴来赚钱或敛财,总体上行不通。一般而言,宴席现场的一角有专人负责记账,这里的人口密度通常最大,因为很多人会簇拥一团,翻翻记账簿,看看这个送多少,那个送多少,然后琢磨自己送多少,生怕自己送多了,吃亏;或送少了,没面子。事后,主人也会翻出自己送出去的旧账,把姓名和礼金逐一对照,看看是赚了,还是亏了,谁来了,谁没来,谁对我家真好,谁对我家是假好,做到心中有数。这种“心中有数”,必然对其后续社交选择及交往过程中的心理距离与亲疏程度产生影响。

换言之,在每家都置办宴席及人人都不想掉面子的假设条件下,为了维系良好与持久的邻里关系,理论上收到的礼金应等于送出去的礼金,即使你这次不送,下次还是得送。其结果是,承包流动宴席的老板们渔翁得利,赚得盆满钵满。

为了在家庭经济地位或社会声望的比拼中不落下风,很多地方流行攀比办宴:你家昨天请了10桌,我家今天必请12桌;你家菜肴里有龙虾,我家得有鲍鱼;你家给客人的回礼是38元一包的香烟,我家得给45元一包的。

从人群细分看,加剧经济负担的针对性群体更多是家里的老人,面对多如牛毛的宴席,不少老人心疼钱,为了不想被礼金所累,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选择临时消失或逃避,能躲则躲:部分老人在腊月初就进城,去子女家过年,即使进城过年于他们而言非常煎熬,因为他们极度不习惯在城里过年。部分独居老人把自家大门锁起来,营造一种不在家的假象,实则春节期间都在家里吃喝拉撒,各式食品都在冰箱,当然,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另外一些老人叮嘱子女春节期间不要回家,或过了正月初八(很多人已返城务工)再回家,并谎称有病在身,行动不便,以此为由婉拒宴席。

但上述状况毕竟是少数人的行为。

公务员应以身作则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乡村习俗,置办宴席具有和睦邻里关系、增强村落认同感等社会与文化功能,其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全面取缔乡村办宴,不对,不可行,也没有必要。何况在广大乡村地区存在的一个普遍现实情况是,对于一个在农村常住的老人,他必须得与众乡亲打交道,他难以做到独善其身,哪怕他对宴席这件事再深恶痛绝。至于在外打拼的儿女,他们也不想自己年迈的父母不或鲜与人交往,更不希望见到老人因为没有赴宴而被孤立的事情发生。

为了让乡村宴席别那么疯狂与夸张,鉴于公务员尤其领导干部(包括村级干部等基层干部)办酒可能引致的贪腐或受贿等恶劣社会影响,需严禁或严格规范公务员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宴席活动,公务员简办或不办、办了少收不收礼金可以以身作则,或有一定引导作用。

一些人也可以反思与觉醒,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礼金数量方面可以效仿广东地区,重仪式,轻额度,即可;联合抵制一些不合理的宴席,比如年轻人生日办宴,老人非整岁生日办宴,以买房或买车为由办宴。

笔者相信,随着城镇化过程的不断推进,大量乡村人口迁往城市或城镇定居,大量村庄必然面临收缩甚至消亡的局面,包括攀比性置办宴席在内的诸多乡村习俗也会自然减少,乃至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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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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